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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陶短房

北京時間3月17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和西非小國岡比亞地名恢復了邦交關系，岡比亞宣布承認一個中國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，其外長麥克杜阿爾-蓋耶（Neneh Macdouall-Gaye）和中國外長王毅在北京共同簽署了建交聲明。

此時適逢臺灣領導人馬英九在中北美危地馬拉、伯利茲兩國進行旨在“勤能補拙、創(chuàng)造成果”的“畢業(yè)出訪”，岡比亞和中國建交令其精心安排的“過境洛杉磯”被搶了鏡頭（時間是北美西部時間3月17日，按時差算比中岡建交差大半天），被正等著“打卡接班”綠營奚落得明顯有些火大的“馬團隊”顯然有些繃不住，第一時間表達了“強烈不滿”，而臺灣朝野不分藍綠，都普遍表現(xiàn)出對所謂“岡比亞模式”在綠營接班后蔓延、從而令臺灣本已十分狹窄“外交空間”進一步被擠壓可能勝的擔憂。

什么叫“岡比亞模式”？

2013年11月15日，岡比亞宣布與臺灣斷交，此后不斷宣稱謀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復交，但后者均不置可否，直到此次兩國宣布重新建交。臺灣朝野部分人士所擔心的“岡比亞模式”，指像岡比亞那樣先和臺灣斷交，“晾”一段時間后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/復交，從而繞開自馬英九上臺執(zhí)政后臺海兩岸雖無具文、但心照不宣的“外交休兵”障礙，并令僅剩22個的臺灣“邦交國”再次縮水。

岡比亞是1965年2月18日獨立的年輕西非國家，總面積近1.1萬多平方公里，不到臺灣島面積1/3，是不折不扣的彈丸小國。這個國家獨立后不斷在臺海兩岸間“跳槽”，即便在所謂臺海非洲“金元外交”時代，也是非常罕見的特例（1968年1月12日和臺灣建交，74年12月14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，28日和臺灣斷交，1995年7月13日和臺灣復交，25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……）。

岡比亞總統(tǒng)葉海亞.賈梅（Yahya Jammeh）1995年政變上臺，而后執(zhí)政至今，其間先后和美國、歐盟、阿拉伯聯(lián)盟、中國……等出現(xiàn)關系緊張，作為小國元首曾先后對美國、英國和中國發(fā)出“武力進攻威脅”更一度成為世界勝笑柄。軍事政變和長期執(zhí)政在60-80年代的非洲可謂見怪不怪，但到了今天仍然如此則已成鳳毛麟角，加上如此“奇特”的外交風格，足以令這個小國、窮國孤立無援，這成為賈梅21年前剛上臺不久便拍板“跳槽”臺北（當時向北京“獅子大開口”未能如愿）、兩年前又親自決策和臺北“離婚”的最主要理由（當時歐盟取消對岡比亞經(jīng)援，賈梅向臺北“獅子大開口”未能如愿。

然而時過境遷，如今臺海兩岸的力量對比既非上世紀60-70年代臺灣“非洲先生”陳西坤縱橫捭闔、與大陸周恩來總理在非洲大地比賽誰一次訪問國家更多，也非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，兩岸為“拔樁”在亞非拉競相“比大方”的年代，大陸更多依靠政治、經(jīng)濟上和對方間的互補關系，依靠自身實力和國際地位，吸引未建交或斷交國的主動“追求”，而自己則擺出一副若即若離、“不著急”的姿態(tài)，很顯然，這種姿態(tài)最大的好處，是不必如“拔樁外交”時代那樣，為給海峽對岸的對手難堪，而不得不支付更多金元，并時刻冒著被對海峽對岸的“加倍金元”重新“拔”走的風險。事實上，這才是真正的所謂“岡比亞效應”——除了岡比亞，業(yè)已和中國建交、和臺灣斷交的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和非洲國家馬拉維（分別為2007年6月7日和2008年1月14日，是所謂“外交休兵”前最后兩個和臺灣斷交、和大陸建交的國家），多次公開或被披露要謀求和大陸建交/復交的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、巴拿馬、尼加拉瓜，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，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、或被懷疑成為這一“效應”的效仿者。

如果說，昔日“你給500萬、我不妨給600萬”的“臺海外交拔樁”，尚是“四小龍”之一勉強玩的起的游戲，如今的“游戲方式”卻是“我能做到的你也能么”且無需北京主動的“新規(guī)”，這是臺灣方面無論難以接盤的。正因如此，去年選舉結果揭曉后，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嚴震聲等部分臺灣學者就指出“邦交國”在“綠營”上臺后紛紛“跳槽”的大概率事件，提出了可能出現(xiàn)的“岡比亞模式”，以及巴拿馬等可能的“模式效仿者”。當時有分析認為，“外交休兵”默契是否會被打破，關鍵在于上臺后的“綠營”在諸如“九二共識”、“一個中國”等問題上會否頻頻踩踏北京底線，但從此次提前出線的“岡比亞效應”看，北京方面固然在“拔樁”方面不會過于主動（岡比亞不僅是自己找上門，且已在門口等了兩年），但也不會過于被動——綠營不是第一次上臺執(zhí)政，“聽其言、觀其行”的周期，或許遠不如某些觀察家所想象的那么長。